生活随笔 on 因特吧

我这一生（四）长桥镇一中

Sat, 02 May 2026 23:00:00 +0800

回到老家，开学了。

由于是隔壁乡镇上初中，距离大概有五六公里，所以初中那会我就要骑自行车上学了。当时大伯家出去务工了，所以他家那辆我上小学时候就特别羡慕的弯梁自行车就归了我。每周五下午从学校骑回去，周日晚上骑回学校，屁颠屁颠的。

我上初一那会儿才11岁，全班年龄最小，个子最矮，坐在第一排。分在一五班，教室在三楼最东头，班主任叫孔焕仙，是个年纪偏大的女老师，班长叫孔科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让我想起了《夏洛特烦恼》里"我的父亲是区长"那段……

第一天就挨了揍。 第一天晚上住宿就挨了揍，原因是争下铺。下铺不用爬，我个子矮，不想睡上铺。一个宿舍8张上下铺，16个人，个子最高的那个孩子因为争下铺跟我闹了起来。我本来就矮，也从来没打过架，和人对阵完全就是挨揍的份儿，给我揍得疼了一夜都没睡着。后来去二姑家的时候，得知她丈夫大哥家的孩子也在这个学校上学。我把挨揍的事告诉他后，下一周他直接把那个孩子揍退学了。我第一次感觉到——背后还是得有人。

打疫苗。 学校组织打乙肝疫苗，36块。那时候买双田径鞋才7块，回力鞋12块。初中那几年我一直没尝过回力穿脚上是什么滋味。家里条件不好，一双鞋穿一星期，回家刷了继续穿，除非破到没法修了，家里才会给买新的。看着家里的条件，我心疼这36块。回家后没敢要，返校后告诉老师：“不打，家里没钱。“老师也没说什么。直到后来爸爸查出有乙肝，我才去做大小三阳检测、打了疫苗——那都是2018年的事了。

湿袜子。 年轻人火力大，每天袜子都是湿的。夜自习十点多下课，11点熄灯铃响后关灯，早上5点起床洗漱，5点15早操，5点半早自习。根本没什么时间做自己的事，一般都是晚上用冷水冲一下脚，随便搓两下袜子搭在床头，等早上再穿。往往早上起来就是穿着湿袜子上的早操，早已是常态。

楼道撒尿。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。宿舍在二楼，到厕所要下楼穿过半个操场。所以好多同学都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间直接解决，那地方经常是尿骚味不比厕所轻多少。有天晚上班主任查寝室，发现一个同学正在楼道里撒尿，立马打开了大灯直照。那同学吓蒙了，提着裤子就跑，班主任拿着灯在后面追，非要看看是哪个班的。结果没追上，就在宿舍外面念叨：“跑什么跑，大的小的我没见过……“那天晚上憋笑差点没给我憋出内伤。

学习成绩。 初一的时候，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。那个年代小学还是五年制，课程里没有英语。得知上初中可以学英语后，我就去找大伯家的大姐——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她初二了——借了她的初一英语课本。五年级暑假，我把初一英语上下册都背了下来。所以虽然发音很蹩脚，成绩还是很好。其他课程没有特别突出的，但也没特别落后的。

后半学期历史成绩不太理想，我就开始恶补。每天拿着历史课本，到学校里一个盖完但从未投入使用的食堂，坐在水泥地上背课文。一开始死记硬背，可慢慢看多了，发现历史其实可以当故事书来读，一下子提起了兴趣。不过成绩回归正常后，这个兴趣也没有持续太久。

由于个子矮，发育也不好，所以经常受欺负。

校牌。 这所学校几乎是半军事化管理——早操、课间操，规定必须佩戴校牌。校牌上就五个字：长桥镇一中，没有其他特别的。学校卖两块一个。每次集合都要检查，没戴的就罚款，没现金的同学就拿饭票找人换钱来交。

因为这种规定，学校里涌现了一批人，趁下课大家挤在楼梯里的时候，抓别人的校牌，再拿到班里卖。我相信老师们都知道这事，但在我还在那个学校的期间，我没见过有人处理。

1998年抗洪。 那年有一件大事我至今记得。由于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，校长组织全体师生去迎接抗洪官兵归来。学校光学生就有1500多名，步行了几公里到指定路上，单排站在马路两边等待。队伍好长、好长。等官兵们到来的时候，周围的同学都在欢呼，有的往车上扔水果、扔笔记本，甚至有人扔校牌。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——应该是什么也没做。

饭票年代。 当时没有现金，学校食堂吃饭全用饭票，用家里的粮食换。我家别的不多，粮食不少。因为家里好多亲戚都出去务工了，地没人种就全都租出去了。一亩田一年四百斤粮食，我记得我们租出去了十几亩田。我一个星期50斤饭票，食堂2两饭票一个馒头，大概就是这样的物价。

丢饭票。 初一第二周就开始丢饭票。周日晚上还有50斤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只剩十几斤了。怕后面再挨揍，也不敢告老师，只能老老实实天天馒头泡稀饭将就过。这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一结束前一个月。

后来发现小偷，是因为一次意外。我同校毕业的一个同学，他家里没人，周末想去我家借宿。当时爷爷奶奶在自己老房子住，我自己在爸爸妈妈盖的新房子里住。我心想有个伴也挺好，晚上也能一起聊聊天，何况又是小学同学，初中也分在一个宿舍，就没多想，同意了。结果他趁我晚上睡着，把家里剩下的饭票一锅端了。等开学那天我找饭票怎么都找不到，这才明白一直是他偷的。回到学校后，我威胁要告老师，他才答应还我。怎么还呢？偷别人的给我。不过也就还了两三次，连100斤都不到。后来也不还了。期末考试完，被子、课本，甚至自行车的气门芯都丢了。我怀疑是这个孩子干的，但没有证据。那次回家我是坐同村来接孩子的家长开的农用三轮车回去的。至今我都记得那个偷我饭票的同学。

寒假去了郑州。 初一第一学期结束，寒假我去了郑州找爸爸妈妈。那个寒假收获了很多第一次，包括第一次收到百元压岁钱。以前在老家，老人给压岁钱三块五块是个意思就行了。由于家里的规矩，压岁钱收到后是要上交的。那一年破天荒的，妈妈让我自己留了一百。

第一次上当。 我也用那点钱上了人生第一次当。妈妈带我们去火车站玩，那年福利彩票做活动，现买现刮，还请了一个明星站台——就是《整蛊专家》里"大傻"的扮演者成奎安。当年没看过电影的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，反正觉得挺热闹。两块钱一张，我买了50张，然后非常"幸运"地中了五十块香皂。我一寻思，这事也不能跟妈妈说，香皂也没敢拿回家，直接丢进路边的垃圾桶了。

丢车。 小树林市场只开放到年前二十几号，具体几号我记不清了。过年期间爸爸妈妈为了多赚点钱，会把衣服全部打包装到一辆脚蹬三轮车上，然后凌晨两三点就开始往火车站骑。要知道从小树林到火车站，至少得有七八公里远。两个人，一个骑一个推，每天早早出发，只为占一个好位置。

他们并没有带我去过，但我都知道。

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。忘了是哪一天，爸爸妈妈正常早早地前往火车站占摊位。那天出发得特别早，几个一起出摊的人到了以后觉得冷，就在三轮车旁边用路边的垃圾生了一堆火驱寒。等火熄灭后，爸爸回头一看——车没了。

怎么都找不到。找了一整天，也没找到。

爸爸妈妈回到路寨租的房子里。我尤其记得爸爸那天一直边哭边扇自己耳光，一直在说：“为什么要烤火，为什么要烤火……“妈妈坐在一旁，一声不吭。

后来一起在市场卖服装的亲戚们都去了我家。爸爸妈妈不让我在屋里，但我依稀听到了一些——在讨论是回老家还是怎么办。最终的结果是，亲戚们给爸爸妈妈凑了一点钱，继续在这个城市重新打拼。

小时候觉得没什么，现在想起来，这肯定是我爸爸妈妈一生之痛。

寒假的日子。 后来的日子也基本如此。下午出去玩不需要家长带了，表舅家孩子和三爷家孩子年纪比较大，由他俩轮班带着我们去。后来又去了大学里的滨河公园、碧沙岗公园。那个寒假我学会了跳棋、象棋，还拍了几张照片，妈妈应该还保存着。

假期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一个寒假眨眼就过去了。

我这一生（三）第一次去郑州

Sat, 02 May 2026 12:00:00 +0800

考上初中那年暑假，我第一次去郑州。

那时候爸爸妈妈在郑州二七区路寨村对面有一个服装市场，叫"小树林服装市场"，离郑州大学老校区很近，客户基本都是大学生。

妈妈打电话叫姥爷送我。那天姥爷骑自行车把我送到镇上，本来他要陪我一起去郑州的，结果到上车的时候突然问我：“你自己去行吗？“我11岁，我说行。然后姥爷从兜里掏了二三十块——我记不太准了——塞给我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爸爸妈妈市场上那部座机的电话号码。当年一个市场总共就一部电话。姥爷让我自己去了。过路车去郑州，车费7块5，姥爷替我付了钱，我就上了车。

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，满脸好奇。

车上的扒手。 快到县交界的地方，陆续上来三波人，专门找睡着的人身边坐。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人，现在知道了——这些人就是扒手。这次事情以后，每次我乘坐交通工具，不管距离多远，我都永远醒着……绝不睡觉！

班车开走了。 到隔壁县城的时候班车进了车站，我忍不住下车去找厕所，回来发现车已经走了。没办法，在车站又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票，15块。比镇上坐车贵了一倍。不过从车站出发后，再没遇上扒手。

下错站。 一路没敢睡，靠着窗户看风景。售票员通知下车时，我蒙了——这和电话里父母交代的地方完全不一样。他们说车会到京广路汽车站，出站后沿陇海路往西走，过一个路口再走一百多米，右手边就能看到市场招牌。可我下车的地方和汽车站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郑州南三环，也就是现在郑州南汽车站的位置。只不过当年还是郊区的模样，没什么高楼大厦，就一个万客来市场比较出名。

找警察。 刘姥姥进大观园也不过如此。我第一反应就是找警察叔叔。操着蹩脚的普通话，找到一个路口执勤的交警。一番云里雾里的描述后，叔叔告诉我距离很远，至少几公里。我说我不怕，告诉我怎么走就行。然后我就按他指的路线，开启了找爸爸妈妈之路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走到市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妈妈问我怎么来这么晚，我没细说，只说车到的地方和她电话里讲的不一样。她也没多问。

三碗酸汤水饺。 晚上爸爸领着我去了一家"山西面馆”。我第一次知道饺子可以配酸汤。一碗半斤水饺，我吃了三碗。撑得路都走不动，爸爸背着我回了家。

郑州的第一个家。 所谓的家就是一个单间。当年郑州有很多城中村的房东，把自家的房子租给进城务工的人。房间不大，进门左手边放着厨具，最里面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桌上摆着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。那天我已经撑得什么都记不住了，就这么在郑州睡了第一个晚上。

第二天——市场。 睡醒后，我顺着头天爸爸带我回来的路，摸回了市场。爸爸妈妈的摊位在市场最里面，最后一间。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很多熟面孔——三爷、三奶和他们家的孩子（我喊叔的），还有表舅家、二姨、二姨夫，挨个打了招呼后，去了爸爸妈妈的店。

说是店，其实算不上，就是一个大棚，四根铁柱子用四方铁网封闭，铁网中间夹着布层，三面包起来而已。爸爸妈妈的店里面在后面的位置隔了一米多宽的小间，里面放了一张床，看得出来平时要有人睡店里看店的。因为我来了郑州，爸爸妈妈都挤在店里住。很难想象他们冬天是怎么过的。

酸汤面鱼。 快到中午，有个挑着筒的商贩从店门口路过。爸爸问我要不要吃，我说不饿。爸爸还是说：“尝尝吧。“我有幸第一次吃到了郑州美食——酸汤面鱼。虽然很撑，我还是把一碗炫了个干净。

绿城广场。 傍晚的时候，爸爸让妈妈带着二姨、表舅妈、我叔，一圈子亲戚领着各家小孩一起出去玩。我哪里都没去过，哪里都想去。我们走路去了绿城广场——我到郑州后的第一个景点。

那年广场上有放风筝的，有穿带轮子的鞋溜冰的，也有踢足球、打扑克的。各种我没见过的。那天我经历了人生中很多个第一次，感触良多。

暑假的日子。 后来的日子也基本如此。下午出去玩就不需要家长带了，表舅家孩子和三爷家孩子年纪比较大，由他俩轮班带着我们去。后来又去了大学里的滨河公园、碧沙岗公园。我还拍了几张照片，妈妈应该还保存着。

假期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一个暑假眨眼就过去了。

回程。 爸爸妈妈安排好了回程的车，买了票，又给了我几十块钱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手里拿着十元以上属于我的票子。

吹嘘的资本。 回到老家后，我就有了吹嘘的资本。毕竟也算那个圈子里第一个去过大城市的孩子了。在一帮小孩堆里侃侃而谈，他们也听得聚精会神。

我这一生（二）私立学校

Sat, 02 May 2026 08:00:00 +0800

1995年，三年级结束后（9岁），父母外出务工了。原因是家里种地破产。那时农村人的全部积蓄，就是地里的庄稼。那一年，因为隔壁村建了一个咸菜厂，我们村支书（也是我爸上学时的拜把子兄弟）为了给村民增加收入，自己圈了一块地盖厂房，动员全村改种一种叫"药萝卜"的蔬菜。这种萝卜口感很甜，成熟后晾晒至半干切条做咸菜用的。

因为关系好，我爸把家里所有的地都种成了萝卜。结果到了收获季节，支书只收了几家，发现不赚钱便不再收购了。家里断了收入，我爸找亲戚筹借了些钱，去了郑州，跟随亲戚卖衣服。爷爷奶奶不舍得把萝卜扔掉，就全部擦成了萝卜干，晒干后堆在爷爷家的"二棚"里（平房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间）。

从那年开始，每次回家都是炒萝卜干、喝萝卜干面汤，整整吃了三年。那段时间，导致我对萝卜产生了巨大的恐惧。

同年，隔壁乡镇的一个村里开了所私立学校，据说师资力量不错。校长亲自来爷爷家动员我去读书，爷爷同意了。我和同村的刘宗旭，还有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，一起去了那所学校。校长为了显示对我们的器重，专门和我们俩拍了照纪念。

对我们几个村民来说，这是所完全的私立学校。因离家远，无法走读，第一年我们都住校。但学校实际上没有宿舍，我们只能在老师家的客厅里铺床睡觉。我和宗旭是在校长家的客厅睡的，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，农村条件不好，我甚至记不清小时候多久洗一次澡。直到天热时，我浑身长满小红点，痒得坐立难安。周末回家后，爷爷带我去仝村买了种诊所自配的药膏（类似现在的大宝霜）。药膏要涂抹全身，抹上后冰冰凉凉，随着学习紧张，病慢慢就好了。

学校有食堂，饭菜却并不好吃。那时没钱，每位同学都要家里拉粮食交给食堂，按重量兑换饭票买饭。价格倒是不贵。那年姥爷给我送过一次馒头和酱豆（用大豆和西瓜瓤腌制的咸菜）。他送了几十个蒸馍，那时我的食量是半个蒸馍。天气热，没过多久馒头就变干长毛，我没吃，直接扔掉了。

四年级期间，乡镇准备举办奥林匹克竞赛（其实就是全镇报名学生集中考试，比拼学校名次）。考试前，学校先进行摸底，后来给我报了数学竞赛。考试那天，数学老师专门骑自行车带我去考场。因为考前动员得好，我没有怯场，正常发挥，提前半小时交卷。出来后老师问我考得怎么样，我说还行，老师便没再问。

考试结束后，数学老师带我们去了他家吃饺子。对于天天吃萝卜干的我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了。后来成绩公布，也没有让老师失望。我拿到了全乡第三的名次，那张奖状今天还挂在老家。至今我都记忆深刻，因为这位老师的教育风格特别有趣，我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。也正因为有兴趣，数学成绩总是维持在前三名。老师对我赞誉有加。这位数学老师叫李春雷，是我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

四年级暑假（1996年，10岁），因爷爷家小孩多，我去姥爷上班的地方过了个暑假。因为姥娘（我的亲姥姥）1993年走的（那时我上二年级，7岁），那时候姥爷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总是喜欢去茶馆喝茶打牌。他总带着一杆烟袋锅、一布袋烟丝，到哪都得抽两口。那年他在禹州神垕的瓷器厂上班，具体干什么我一直没想起来，现在想想应该是看大门的。反正天天见不着人，把我丢在屋里做作业。我一个人不认识路，也不敢出门，就那样度过了那个夏天。

暑假过后，升入了五年级（1996-1997，10-11岁）。

学习更加紧张，老师要求也更严格，打手心、站黑板都是常态。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：1997年2月，邓小平同志去世。校长组织全校师生看电视悼念，一群小孩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
前面没提，其实我们学校建在一个坟场上面。校门外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头，种满了柿子树。下课期间，学生们都会跑到校门口，有的树下乘凉，有的爬树摘柿子。也是那一年，我知道了青柿子是涩的。

下半学期，我觉得在校长家住着不方便，后来认识了二姨村里一个叫王灿辉的同学。他姑姑家也在那个村，给了他一个单独的小屋。从那会开始，我就和他一起住，两人一起上下学，一直到毕业。五年级寒假前举行元旦晚会，我和灿辉一起模仿春节晚会的小品。东拼西凑了一个剧本上台表演，现在想想依然记得几句很有特色的台词：“卖胶水咯，我的胶水粘飞机、粘大炮、粘住火车不掉道。“当时觉得自己还挺有表演天赋，师生的反应也都不错。

成绩也维持在中上游左右，没什么特别经历。只是到后来，看到有些同村同学夜自习后走路回家。那个学校离村三四公里，走路需近一个小时。我开始试着和他们一起走，刚开始觉得不错，一群人说说笑笑就回去了，后来慢慢觉得浪费睡眠时间，就没有再走读了。

我这一生（一）童年与留级

Sat, 02 May 2026 05:00:00 +0800

1987年，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。作为父亲同辈兄弟姐妹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，爷爷对我抱有很大期望，我的名字也是由他亲自取的。爷爷是家里唯一的知识分子，一位小学教师。也许正因为他是老师，从我牙牙学语开始，他就教我背古诗——尽管他教的是数学。儿时没什么杂念，爷爷教什么，我就念什么。五岁时，我已能背诵五十首古诗。每次学会，爷爷都会开心地在人前炫耀。

那个年代农村普遍贫穷，爷爷作为村里"吃公家饭"的人，偶尔才有带奶奶出门的机会，每次都会带上我。我们一起去过北京，也去过洛阳。当然，我自己的记忆是模糊的，这些都是后来家人告诉我的。

那时的农村没有正规幼儿园，只有类似幼儿园的"育红班"。但爷爷认为我不必去，所以1991年，我五岁就直接上了一年级。开学前，妈妈给我缝了一个简单的斜肩书包。吃完早饭，我便独自步行上学，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。

在我上学必经之路上，会路过同学刘正欣家。他家养了一只大公鸡，每次路过，它都扑腾着翅膀来啄我。结果我每次都是哭着、跑着、摔着赶到学校。连续几天后，爷爷问起缘由。我一五一十说完。那时农村条件不好，又是计划生育时期，因我还有个妹妹，从那天起，我便搬去和爷爷奶奶同住。爷爷每天背我上学，只为避开那只公鸡。

一年级课程简单，只有语文和数学。期末时，我数学全班第一，语文却差劲得多。那时的语文主要看字迹，作业本都是田字格，别人一格写一字，我却要用四个田字格才能写一个字，手控不住，写不下小字。正因如此，语文老师判定我不宜升级，我人生的第一次留级由此开始。

那时爷爷家里不只住着我一人，大姑家的大姐、大伯家的二姐也曾同住。那是计划生育年代，懂的都懂，有的是因要生二胎，有的是因家庭条件差。听我爸说，他结婚分家时只分了半壶油，婚房都是靠自己烧砖盖的。每逢周末或放假，爷爷大约六点就会叫醒所有人，从家跑步到东街粮店（旧时收公粮的地方），往返三公里左右。这一习惯，直到我升初中从未间断。

留级后，因内容熟悉，即便不用功，成绩也常居前三。这一年，班里来了个竞争对手叫刘宗旭，同样五岁上学。打那以后，我俩的排名基本就是轮流坐庄：这次他第一，下次我第一。每学期期末，全校集合发奖状。学校的老师挺会玩：数学第一、语文第一、双科第一、三好学生，光一年级两门课就能拿四张奖状。

这个阶段没什么记忆里太深刻的事，直到1994年，三年级（8岁）。这一年增加了早晚自习。那时家里买不起蜡烛，我们也一样。大家带一块木板，捡些塑料袋，点燃塑料袋，让燃烧的油滴一滴一滴积在木板中间，积够后点燃木板照明。我们就这样上早晚自习。后来爷爷给我买了一盏煤油灯，但没用多久，三年级就快结束了。

那年期末，数学我没拿奖状，语文获奖与否已记不清。爷爷很生气，拿着扫帚追着我打，骂我不争气。在学校我没解释，回家后却跟爷爷念叨，说是老师改错卷了。起初爷爷不信，后来经不起我絮叨，便去找三年级数学老师要回卷子重批。结果真错了，按实分至少该第三名！

爷爷看完怒不可遏，拿着菜刀去院子里砍了一根种了几年的竹子。后来听奶奶说，爷爷拿着竹子把数学老师家的房瓦都给捅了……